坤澜评析 | 合同僵局中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的适用

作者 :  上海坤澜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    宁

一、适用对象

《民法典》第580条沿袭了原《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仅适用于非金钱债务，因此只有非金钱债务的违约方才能诉请解除合同。

关于金钱债务违约方能否诉请解除合同，目前立法尚存空白。在《民法典》出台前，司法实践常出现合同僵局问题。根据《九民纪要》第48条，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应当允许违约方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解除合同。该条并未限制违约的内容必须为金钱债务，为违约方在不履行金钱债务下尝试解除合同提供可能。

在《民法典》出台后，司法实践对金钱债务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有两种处理思路：一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80条，具体参见（2024）赣09民终3321号、（2023）粤01民终5880号、（2022）琼96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二是直接适用《九民纪要》第48条，具体参见（2021）沪02民终12615号民事判决书。但是，对《民法典》第580条的扩张适用并不符合文义解释，且《九民纪要》不属于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6]因此，金钱债务违约方能否诉请解除合同的问题尚存争议，有待未来出台相关规定予以解决。

二、适用情形

违约方在合同僵局中基于《民法典》第580条起诉解除合同，需要满足第580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即：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一）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

法律上不能履行，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以履行，但由于法律规定或变化，继续履行已经违反了法律法规。^[7]需要注意，有法院认为“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法律法规，限定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具体参见（2019）最高法民终879号民事判决书。

事实上不能履行，是指基于自然规则而发生的不能履行，如作为合同标的物的特定物灭失。^[8]如（2022）最高法知民终2308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履行需要委托方和开发方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木子教育公司在原审期间表示不再需要软件交付，且随客科技公司部署的软件源代码数据现已丢失无法恢复，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

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在司法实践中指永久不能，并不包括暂时不能的情形，具体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第11期公报案例《丁福如与石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即（2010）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3692号民事判决书。若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替代履行，则不构成“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具体参见（2020）最高法民再218号民事判决书。若履行障碍的状态是由违约方不履行前置义务导致的，而前置义务仍可履行，则不构成“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具体参见（2020）最高法民申6351号民事裁定书。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指债务的性质不宜直接强制履行。例如，委托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演出合同、出版合同等合同的主给付义务，这类债务通常具有人身依附性，不能够由其他人代替履行，在性质上决定了不适用直接强制履行。^[9]如（2019）最高法民终1964号合同纠纷中，法院认为，违约方被诉请继续履行的义务中，以违约方名义设立房地产开发公司，需提交违约方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公司章程、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等，上述义务不能由他人替代履行，因此不适于强制履行。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人身依附性常被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不适于强制履行”的重要考量，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若违约方被诉请履行的义务有人身依附性，但不属于主合同义务，且该义务较为简单，则可能不构成“不适于强制履行”，具体参见（2019）最高法民申2588号民事裁定书。同时，对于没有人身专属性和依附性的义务是否可能构成“不适于强制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案件的观点存在分歧，具体参见（2019）最高法民终879号、（2015）民二终字第296号民事判决书。

在软件开发领域，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合同纠纷案的审理中普遍指出，软件开发需要双方达成一致共同推进，需要委托方密切配合。若一方明确拒绝履行，或双方对项目理解产生分歧，无法沟通协助，则协作基础消失，不宜强制履行，具体参见（2022）最高法知民终586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439号、（2021）最高法知民终1431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19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最高法民申4215号民事裁定书。

另外，合同需要调整才能继续履行，但双方矛盾大无法缓和的，也不适于强制履行。如入库参考案例（2023）最高法民再222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案涉工程至今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原告沈阳某地产公司确实存在资金困难等客观情况，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确定不能不作调整地继续履行；双方产生纠纷，矛盾较大，无法缓和，造成案涉工程停工多年，双方都有损失，且双方为案涉工程提起多个诉讼，已不可能顺利地继续合作，因此不适于强制履行。

（三）履行费用过高

履行费用，又称履约费用，主要是违约方继续履约的成本。一般情形下，履行费用的范围应仅限于债务人为克服障碍而需额外支出的不可预期的费用，不包括为履行合同义务而本应承受的负担。^[10]如（2020）最高法民申6351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合同至今未履行完毕是由于拆迁成本提高等因素所致，但拆迁成本作为金钱履行内容不是合同履行的法律障碍或事实障碍。

对于“履行费用过高”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编纂的《〈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二）》中指出，“履行费用过高”指合同虽然可以继续履行，但是债务人履约的成本远远大于其获得的履行利益，或者强制实际履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实际履行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失去了经济上的合理性。^[11]

但司法实践中对“履行费用过高”并无统一判断标准。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出现的裁判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同时，司法实践对于“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也并非简单从当事人所获利益维度进行判断。例如，有裁判认为还需满足“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具体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第6期公报案例《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有裁判认为还需要“对比履行的费用与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费用，并考量守约方从其他渠道获得履行进行替代交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具体参见（2020）最高法民再102号民事判决书。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编纂的《〈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二）》中指出，不应当单纯以“经济合理性”作为判断是否适用强制履行的标准，除经济因素之外，还应当考虑应否惩罚故意违约、应否保护守约方的特别需要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排除强制履行责任的适用。^[12]

另外，司法实践中还可能结合《民法典》第9条规定的绿色原则，判断是否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辅助判断终止合同义务的必要性。

可见，实践中对“履行费用过高”的判断依靠法院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裁判。若违约方欲通过主张“履行费用过高”解除合同，需要准备充分且具有说服力的事实与证据，以证明继续履行已明显失衡。若存在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的情形，违约方也可准备相关的证据辅以主张。

（四）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未请求履行”包括未采取任何主张履行请求权的方式，即没有向法院起诉，也没有直接向债务人主张履行。“合理期限”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既非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而属于失权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的问题。该项立法目的是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权利，以尽早结束债务人责任承担方式不确定的状态，合理期限的长短需要结合这一规范目的具体地加以判断。^[13]

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入库案例（2021）沪01民终2526号合同纠纷案的裁判要旨，合理期限的识别路径为当事人事先约定、事后补充约定、按照合同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以及参照法律规定；合理期限应符合当事人的预期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评价标准，综合涉案合同的种类、标的、性质、目的、履行情况、交易习惯等因素，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确定；合理期限经过应导致违约方受保护法益处于无法实现的状态、继续履行对违约方明显不公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情形。

三、解除合同的方式和时间

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方式，根据《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违约方在满足前款的条件下，只能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根据《九民纪要》第46条，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因此，若违约方并不享有基于约定和其他法律规定的解除权，则其并不能单方解除合同。违约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时，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

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法院一般以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除非以其他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

四、关于《九民纪要》第48条的适用

根据《九民纪要》第48条，违约方在起诉解除合同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该条对与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的条件较《民法典》第580条更为严格，虽然《九民纪要》不属于司法解释，但实践中法院仍可能参照《九民纪要》第48条的规定审理案件，具体参见（2020）最高法民再102号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民申3306号民事裁定书。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