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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13

坤澜评析 | 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市场风险和事件风险扣除模型的法律评析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若干规定》”)确立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投资者损失金额的认定应当扣除市场风险和事件风险导致的损失。

 

《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查明虚假陈述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导致原告损失的其他原因等案件基本事实,确定赔偿责任范围。

 

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部分或者全部是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的风险、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对其关于相应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抗辩,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其中市场风险是系统性风险(亦称“证券市场的风险”),指由证券市场普遍性共同因素触发,导致整个证券市场或局部市场的股票价格波动而使投资者蒙受损失的风险,来源于上市公司外部,具有客观性和不可分散性,事件风险是非系统性风险(如“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导致的风险),指个股自身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如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实际案件中一般体现为公司公告的事件对于股价的影响。

 

在根据案件证据可以认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虚假陈述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市场风险和事件风险的扣除金额对于最终确定损失金额影响巨大,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市场风险和事件风险的扣除模型,兹分别讨论。

 

一、风险扣除模型

 

目前主流的风险扣除模型分为多因子模型和组合指数模型两种。

 

(一)多因子模型

 

多因子模型的理论基础为资产定价理论。资产定价理论从CAPM 模型,发展到三因子模型、五因子模型,再到Barra模型,回归的风险因子不断增加。

 

1. CAPM模型(1964年 Sharpe提出):

E(Rᵢ) − Rf = βᵢ × [E(Rₘ) − Rf]

其中,E (Rᵢ):股票 i 的预期收益率

Rf:无风险利率(通常用国债收益率)

E (Rₘ):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βᵢ = Cov(Rᵢ, Rₘ) / Var(Rₘ):股票 i 对市场波动的敏感度

 

2. Fama-French 三因子模型(1993)

Rᵢ − Rf = α + βₘₖₜ·MKT + βₛₘᵦ·SMB + βₕₘₗ·HML + εᵢ

其中,MKT:市场超额收益,即市场指数收益 − Rf

SMB:Small Minus Big,即小盘股组合收益 − 大盘股组合收益

HML:High Minus Low,即高 BM(账面价值 / 市值)组合 − 低 BM 组合

βₘₖₜ、βₛₘᵦ、βₕₘₗ指对应因子的敏感度

εᵢ:随机值、残差

 

3. 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2015)

Rᵢ − Rf = α + βₘₖₜ·MKT + βₛₘᵦ·SMB + βₕₘₗ·HML + βᵣₘw·RMW + βcma

·CMA + εᵢ

其中,RMW:Robust Minus Weak,即高盈利组合收益 − 低盈利组合收益

CMA:Conservative Minus Aggressive,即低投资(保守)组合收益 − 高投资(激进)组合收益

βᵣₘw、βcma指对应因子的敏感度

 

4. Barra模型

Rᵢ = Xᵢ·f + θᵢ

其中,Rᵢ:股票 i 的超额收益(对所有股票同一期)

Xᵢ:股票 i 的因子暴露向量,包含国家、行业、风格因子的暴露

f:因子收益向量

θᵢ:股票 i 的特异收益(specific return),不能被因子解释的部分

Barra模型将Xᵢ构造为行业因子和风格因子,风格因子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市值(SMB)和价值(HML)因子,还引入了流动性、动量、盈利、杠杆等多个因子。

 

5.  从多因子模型到损失扣除

多因子模型不直接预测价格,它预测的是“在没有任何公司个体消息的情况下,这只股票今天应该涨/跌多少?”通过多因子模型可以预测出正常收益率,剔除了公司个体事件和虚假陈述之后,纯粹因为市场、行业、风格因素应该发生的涨跌,然后就可以逐日算出一条虚拟价格曲线,再把它和投资者的实际买卖记录对照,测算出应当扣除的投资者损失金额,进而确定每个投资者的赔偿金额。

 

(二)组合指数模型

 

组合指数模型又称可比指数法、市场指数对照法,该方法基于股票价格涨跌趋势与市场指数、行业指数走势总体一致性、关联性特点,选择与涉案股票关联性较强的综合指数、行业指数或其他特定指数,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剔除证券市场、行业整体波动对涉案公司股价(投资者损失)的影响,是国内外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损失测算领域的最主流方法之一。在美国,组合指数法在证券集团诉讼领域已有数十年的应用史。

 

 

二、司法实践的模型应用

 

目前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在损失认定上对于多因子模型和组合指数模型均有所应用。

 

(一)多因子模型

 

2020年“中毅达”证券虚假陈述案(示范案件)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于2020年1月17日出具《证券投资者损失核定意见书》(以下简称“《损失核定意见书》”)。《损失核定意见书》采用“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通过构建损失量化计算模型,运用多因子模型法、自选投资组合法(针对B股,无法适用多因子模型)以及事件分析法核定“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对于原告投资者损失的影响,进而计算原告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

 

《损失核定意见书》选择采用国家因素考虑市场风险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行业因素考虑行业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采用规模因素(大、小市值的收益差),价值因素(估值高低的收益差),beta因素(对市场风险反应程度大小的收益差),盈利因素(公司不同盈利水平的收益差),杠杆因素(高杠杆和低杠杆公司的收益差),成长因素(销售或盈利成长快慢公司的收益差),动量因素(股票收益历史表现好坏的收益差),波动率因素(股票交易波动大小的收益差)和流动性因素(股票换手率大小的收益差)九大类常见的个股风格因素考虑公司各种基本面对股票收益的影响。

 

此外,《损失核定意见书》采用事件分析法通过选取中毅达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发布日与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日前后各一个月时间段内的可比公司案例,分别计算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发布与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两个事件对于中毅达股票日收益率的影响。

 

2021年许某鑫等诉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也采取了多因子模型,除了大盘因素、行业因素,以及公司规模因素、价值因素、beta因素、盈利因素、杠杆因素、成长因素、动量因素、波动率因素、流动性因素等常见的风格因素外,还增加了ST因素和充电桩因素。

 

此外,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通过对债券价值的分阶段比较出具了《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意见书充分考虑了宏观、利率、行业以及破产回收率、清偿安排等非虚假陈述因素对债券价格的影响。由于债券估值与股票股权差异较大,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多因子模型从理论上看在全面分析、量化证券投资风险方面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但也存在很多争议。

 

一是该模型目的在于全面解释股价波动的所有共同因素,通过对大盘、行业规模、价值、盈利、动量、流动性等风险因子,不仅模拟市场整体风险,也估算了由于个股自身特点所带来的风险。多因子模型模拟出的个股涨跌幅实际上包含了个股自身的风险,用其计算出的扣除金额往往比较高,本质上超出了“系统性风险”的范畴。

 

有观点认为,该模型本来是一种应用于投资组合管理、风险控制、业绩归因等领域的多因子量化模型(详见CFA LEVEL III Equity Portfolio Management),其核心是通过一组三大类风险因子(如市场、行业、风格等)解释资产组合收益的波动,是“收益-风险”关系的表达,将该模型照搬至虚假陈述领域可能存在“水土不服”问题,尤其是该模型的风格因子是否都属于《若干规定》所规定的“证券市场风险”概念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2022的《若干规定》将“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等其他因素”予以扩展,将“由他人操纵市场、证券市场对特定事件的过度反应、上市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等非系统性的事件纳入“其他因素”的范畴,但多因子模型估算系统性风险的基本原理并未改变,事件风险仍需要另行估算。

 

二是现有多因子模型对测算结论的解释力尚不高,缺乏足够的因果关联性支撑,个别案件甚至出现模拟价格曲线与个案实际严重背离且无法解释的情况,难免让人产生数据挖掘(data mining/date snooping)的怀疑。

 

三是一些损失测算机构将模型底层算法逻辑当商业秘密保护而不予披露,当事人(尤其是原告方)无法开展有效质证,易形成“算法黑箱”,可能导致司法判决的“同案不同判”,影响司法公信力。

 

四是多因子的计算可能存在未有效隔离其他因子影响的情况。例如,财务造假类案件,规模、动量、流动性等类“市场行为”类因子依赖历史交易数据,无法通过修正财务数据剥离虚假陈述的影响,导致量价层面的虚假陈述效应未被充分剥离。再例如,各个因子之间相关性过强,影响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如价值和盈利因子往往高度相关。

 

(二)综合指数模型

 

2019年方正科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是中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史上的里程碑案件,是上海金融法院 2018 年成立后选出的第一例示范判决,确立了“移动加权+三指数同步对比”方法。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证投服中心”)出具的《损失核定专家意见书》在计算扣除额时选择了上证综指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申万三级行业指数,选取投资者每笔交易当天的收盘指数,按个股买入均价同样的移动加权方式算指数均值,再算指数跌幅,三指数取平均后和个股跌幅对比。中证投服中心的“同步指数对比法”已应用多年,被司法实践广泛采用,例如飞乐音响案。

 

组合指数法基于大盘、行业、概念指数建模来量化这些客观且不可分散特性的系统风险因素对投资者损失的影响,相对更符合《若干规定》关于“证券市场风险”概念的立法原意,具有司法实践认可度高、模型稳健透明、易验证的优点。但其缺陷也比较明显,即模型在精细化方面存在不足,也不能扣除事件风险影响,难以适应司法实践发展趋势。一是默认β=1,即假设个股和大盘同涨同跌,没有用回归估β—高β股和低β股用同样的指数跌幅扣减。二是上证综指、申万一级、申万三级简单平均,没有统计加权。三是没有考虑市值、动量等其他因子和事件风险的影响。因此,中证投服中心2026年将原模型改进为“3+X”组合指数模型,从指数比较法变为指数回归法,并在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上增加动量因子(FF-6模型)形成“事件分析法”,以扣除事件风险,但目前未见适用该模型的司法判例。

 

有研究表明,升级后的“3+X”组合指数模型呈现明显的“趋势跟随”特征,符合《若干规定》的证券市场风险“普遍性影响”的应有之义,模型逻辑透明、数据获取成本低。相对应地,多因子模型可以更加精细地刻画各种风险因子及其影响,也可根据案件特点设置不同的风险因子,在个案中可能更能实现“实质正义”,但需要关注“因子选取不科学”“模型过拟合”等缺陷。

 

 

 

三、金融律师的建议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损失核定模型的选择是决定案件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模型下扣除金额可能差异巨大(扣除比例差异可能高达30-50%),但由于损失核定具有高度的金融专业属性,争议各方往往对相关模型的理解不够充分,导致诉讼过程“隔靴搔痒”,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笔者几点建议如下:

 

  1. 对于损失核定机构及其惯常的选用模型要事先研判。目前上海金融法院确定了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北京华宇元典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四家机构作为在册损失核定机构,但当事人也可以协商一致选定其他损失核定机构,上海金融法院应当对该损失核定机构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可以委托损失核定。

 

  1. 《损失核定意见书》属于法院委托的专业机构意见,性质上接近域外的 court-appointed expert(法院指定专家)出具的意见,对该意见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案件而言,当事人对损失核定意见有异议或者法院认为损失核定人员有必要出庭的,损失核定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1. 针对多因子模型,可重点就因子间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自定义因子的经济学依据与样本充分性,模型的自由度匹配与窗口稳健性,市场因子、行业因子与风格因子之间的层次关系等关键问题提出质证意见。

 

  1. 针对组合指数模型(更新后的模型),可重点就“X”概念指数的选样依据、成分股数量与权重生成方法,FF-6 各因子在涉案股票上的回归 R²、系数显著性及因子间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β 估计窗口的起止时点及是否剔除污染样本,事件研究法中事件窗口与估计窗口的具体设定依据等关键问题提出质证意见。

 

金融专家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需要专业的金融律师去解读、去质证,必要时甚至站出来协助重算。证券金融法律服务表面上读的是法条,争的是对文字的理解,但其真正的底层代码是模型选择、因子列表、统计假设、置信区间。

 

作者简介

李  锐

· 坤澜所管委会联席主任

· 坤澜所银行金融部部长

· CFA持证人(特许金融分析师)

· 注册招标师

北大法律硕士,复旦法律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金融法,长期在金融央企总部、创业投资公司及能源央企从事股权投资、公司治理及风控合规法务工作;

 

公司律师执业逾十年,对投资项目“募、投、管、退”全周期以及境内外资产追索、风险资产处置具有丰富的实操经验,擅长处理公司控制权争夺、股东出资争议、知情权纠纷、三会效力纠纷、对赌协议履行及支付清算纠纷等案件;

 

主导过央企合规风控体系建设、投资项目CFIUS申报、招投标及合同履约管理体系搭建、AI智能风控系统建设,对业务合规、监管沟通与审计整改有深刻理解;

 

在《上海企业法律顾问》等期刊发表多篇文章,长期深耕数字货币领域,2025年相关法学论文在全国博士研究生征文中获奖。